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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电话本上查到了江横溪和叶季连的号码，那个开画廊的夫妇，他们是我唯一知道的，除了纪桓之外，沥川在北京的熟人，我打电话询问，他们都说有好几年没见到沥川了，他们俩实际上是霁川的朋友。

Rene不怎么会说中文，着急起来错得更多，他只好在一边看我打电话。

一小时之后，张庆辉打电话过来，说他打公安局的朋友查了，附近五公里以内的所有旅馆都没有一个叫王沥川或者穆小柱的客人前来登记。

过了一会儿，沥川的主治医生龚启弦亦闻讯而来，Rene跟他说了发生的事。他问：“龚医生，您看以Alex目前的情况，如果他不治疗、不打点滴、不输血、不进行鼻饲，可以维持多久？”

龚启弦沉默了片刻，摇摇头：“你们最好今天就找到他，以沥川的情况，绝对挺不过三天，他自己的病就不用说了，吞咽还成问题，不能吃饭，也不能喝水，你说说看，一个人不能喝水，能挺几天？”

我颓然坐倒。

又过去了一个小时，江浩天过来说，查了沥川留给小薇的通讯录，没有任何有用的消息。沥川有五年不在北京，回来的时候一直生着病，几乎没跟什么人联系过，为防遗漏，他们连关系很远的，平时不怎么和CGP联络的客户都问过了。

我忽然想起了什么，问Rene：“沥川有没有可能跟苏黎世的家人打电话？”

Rene摇头：“我让霁川侧面地询问过了，都没有，他父亲目前在香港，心脏不太好，爷爷奶奶的身体这几年也不行，我们还不敢通知他们，霁川明早到北京。”

我拿了手机，开着Rene租来的车，在北京城的大街上乱逛。

我去了一切曾经和沥川一起走过的地方，我们一起散步的公园，买菜的商场，喜欢去的咖啡馆，电影院，餐厅及图书城。没有他的影子。沥川坐着轮椅，而且还有人推着，如果他真的在这些地方出现，很容易被我找到。

夜晚悄悄来临，仍然没有任何进展，沥川也根本没有回医院。

我加满汽油，在夜色中，一趟一趟地在大街小巷上彷徨。

我找到了小穆在北京的住处，他的室友让我查看了他的卧室，小穆很爱干净，卧室整整齐齐，生活非常节俭，室友说他挺能干的，就是家里穷，高中没毕业。他的家在陕西的一个偏远农村，有一个妹妹务农，妈妈改嫁了，父亲重病在床，由他妹妹照顾着，巨大的药费像个无底洞，压得他喘不过气，他很需要钱，马不停蹄地工作。

显然，小穆也是有准备的，他的房间里没有留下任何通讯录或地址，连垃圾桶都是空的。早上，他一如既往地去医院，就再也没回家。

出了小穆住处，我开车继续在大街上转，直到凌晨，回到医院，发现江浩天、张庆辉、Rene和龚先生都在那里等着我，大家互相看了看，又互相摇了摇头，没有新的消息，只有更多的绝望。

龚先生说：“我托人查了北京所有医院的急诊室，没有沥川的下落。”

Rene苦笑：“沥川如果决定离开医院，就不会再进任何急诊室了。”

上午十点，霁川到了。

他从罗马赶过来，只带了一个随身的小包，一脸的疲惫和憔悴。

霁川与沥川相貌很相似，可从没有像今天这么相似过，以至于一眼看见他，一直保持镇定的我立即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他过来拥抱我，在我耳边轻轻地说：“小秋，别放弃，就算倾其所有，我们也要找到沥川！”

大家继续商量。

霁川说，他打电话去银行查了沥川的信用卡和银行卡，在离开医院不久，沥川在北京的几个提款机取出了大量的现金，显然他不想让人知道他的去向，如果直接用信用卡消费，很快就会被查出来。

虽然毫无线索，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猜测和新一轮的搜索，大家兵分四路，寻找各种可能性，一直忙碌到晚上，仍是一无所获，回到医院碰头，人人面色沉重，就在这时，我忽然想起了一个人——陈律师。

我不知道陈东村与沥川是什么关系，可是沥川让他经手自己的房产和支票，显见是非常信任的，沥川时时提醒我不要每月再交钱给他，显然，这个陈律师和他保持着相当稳定的联系。我一直以为沥川认识陈东村是因为他的事务所与CGP有业务关系，相信江浩天早已打电话问过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