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6 章（2 / 2）

朱元璋：？

“咱的粮长制又怎么了？”

后世人啊后世人，他在心里稍微有点不平地念叨，你怎么对咱老朱的功绩不怎么提及，反倒总是挑咱政策的刺呢！

可这弊端又确实是实打实的——尽管粮长制还没被细评，朱元璋也多半能猜到一点。

他只是多少感觉有点不知滋味的怅然：老朱是掌控欲极强的人物，恨不得把子孙后代所有的事都定好个规章制度出来，形成一套万世不易之法。

结果呢？

说不让宦官干政，结果到堡宗手上就出现了个权宦；说要废除丞相，结果后来又冒出个阁臣都能被称为贤相的内阁；说商税永不加赋，结果到头来落得个国库空空……

这世上哪里真的有什么完美无缺的祖宗家法呢！

朱元璋被迫再度认清了这个事实，于是只余一口长叹。

【前者重点在于打击私下勒索养马之家、造成科敛赋重的□□；追究导致养马效果不好的各级官员的责任；对赔补的标准进行了调整；命令用品级较低不敢过于放肆的御史，替代往往大肆索贿的侯伯内官。

但后者的问题就有

点复杂了，景泰时期只能说试着逐步处理，结果上来个堡宗，后遗症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变得更为复杂，一直遗留到了正嘉隆万时期。】

朱祁钰：……朱祁镇能不能去死一死啊。

就算他知道后世人对他当世的功绩也能做到客观评说，可是能对王朝延续更好的措施被强行废止了，也真的还是会又恶心又心痛的啊！

【粮长制的初衷，是为了扩大明朝的经济基础，使得明初的财政收入能够有所增加，进而巩固明初统治者对全国统治的加强地位。

粮长除了负责催征、经收和解运这三大收税任务以外，还要负责带领乡民往他处开荒，对百姓进行劝导教化以及检举不法官吏和“顽民”

等，甚至还参与进过明初土地丈量，绘制鱼鳞图册的工作中。

但它职能的复杂化也就决定了它先天存在着部分缺陷，将征收任务与编制赋役册籍都交给粮长，天然就便利了粮长中饱私囊。】

对贪污腐败容忍度极低的朱元璋：……

老朱感觉自个脑门上一阵青筋直跳，拳头已然紧攥起来，随时准备重拳出击了。

【在洪武年间，粮长制初设的时候，规定每区设粮长一人并有若干副粮长，正副粮长轮流充当，实行轮充制。主要的舞弊手段是征多解少。

等到我们永乐大帝朱棣北迁之后，因为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相分离，漕运粮额激增，粮长手里也就控制了更多的粮食。

而当时朱棣重新疏浚大运河，南北交通通畅，沿岸城市兴起，商品经济发展。粮长便运用自己控制的粮食作为本钱，通过经商来从中获利。】

朱棣：永乐大帝——？！

被突如其来的惊喜冲昏了头脑的朱棣感觉自己足下有点轻飘飘的。

知道了自己果然不是建文这个听上去就诡异厌烦的年号，结果还收获了大帝这样的评价……

就算看到了那些粮长们竟然利用公粮来为自己谋私利的事情，他的火气都没那么大了，甚至还能点评几句后世人的关注点果然落在那什么商品经济的上面。

他老爹绝对会在他接手之前就把这个坑填上的，他现在生什么气啊。

不如好好想想怎么发展这经济——后世人是不是先说的他疏浚大运河？交通……意思是说来往？想要发展经济，得先让各地往来便利？

【宣德年间，永充制盛行，粮长名额“数增十倍”

，其膨胀的官僚队伍，在实际的运行中造成了工作效率的低下和资源的浪费。粮长们的压榨手段也有了进一步发展，比如税粮折收衣服、畜产；强占灌田陂塘，阻碍水利等。

正统年间，由于吏治风气败坏，这些粮长中强横者更加为所欲为，不仅科敛甚厚，亏损公赋，甚至发展到了干涉地方行政，包揽词讼，欺压百姓的地步。】

朱瞻基：……懂了，又是他需要控制修改的一条政策是吧。

【到了景泰年间，朱祁钰尝试着取消了部分地区的粮长，并逐步慢慢往外推广。虽然处理的手段上有点

粗糙，但考虑到他的政治目的是减少对百姓不利的弊政，多少还是值得认可。】

【粮长的职权变化，最根本的还是要到张居正手上。随着一条鞭法的实行，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都合并成为一条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

“怎么是银两？”

朱元璋眉头一皱又发现了不对的地方：他的大明宝钞呢？银两不比纸来得重吗？

并且哪来的这么多白银，甚至可以让普通老百姓都用它来交税？

总不会是——他看向一旁也反应过来的朱棣，父子俩眼神之间都有点迷茫。

“那、出海贸易，原来是这么挣钱的吗……？”

被剧透了明末是穷死的朱家父子：你这么说我真的很难不心动。

【这样的措施，使得许多地方干脆由百姓自封投柜，压根不经过粮长之手；有些地方粮长只管收银，不管解运；即便有些地方粮长仍管解运，但考虑到白银的价值，政府往往会添派官吏押送，这就大大降低了粮长中饱私囊的概率。

粮长的社会地位降低了，与此同时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却得到了充足的发展。

由于没有正确的思想进行引导，赚取了足够多钱财的大商人们并没有将其转化为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反倒大肆购置田产房产。

并且就算购买了田产也只是想着收租，从商人群体进而转变为地主身份，对于土壤的改良，种子的选择，技术的改进等等商业性的问题都漠不关心。

这就严重挤压了农业生产的空间，再加上明朝中后期国库的窘迫和统治者不管是出于统治或者私欲的增税，粮长和底层纳粮户都沦为了被压/迫的对象。

无论是田赋的征收还是解运，粮长之职已经变成了一项实实在在的杂役。因为担任粮长却收不到足够的赋税，从而必须自掏腰包满足征收额度，以至于自己破产的人家不计其数。

我们从后世反观粮长制的兴衰，有的时候也不由感慨社会的变迁——

明朝确实就是这样一个，处在变革风口上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