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15 章（2 / 2）

范仲淹却摇头，没接受对方的自谦：“稚圭和彦国其实都心有气象开阔。吾赖年长而已。”

当时那种情况下，作为资历最深的那个人，不是范仲淹站出来又能是谁呢？

韩琦和富弼就算有所想法，碍于他的存在，若是不想让范仲淹背上锐气尽丧，或是自己背负起不懂“规矩”不敬上官的名声，自然得是先等他的态度。

有赖于同僚对他的尊重，他才侥幸成为变法的领袖。所以他怎能愧对这份心意呢？

所以啊，如孟子所说：

“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另一方面，这样的危机反而将宋朝自身的矛盾全部暴露，朝堂上突出的问题一览无遗，不需要人们费尽心力从和平表现去扒拉改革之处。

辽国虽然趁火打劫提高了岁币，并且对西夏最初的独立运动给予了一定的支持。然而尚且满足于澶渊之盟构建起的辽宋外交体系，并不希望西夏全然替代宋朝的地位，对于宋朝抗击西夏的战争也就提供了一定的援助。

宋仁宗赵祯虽然是个不够坚定，性情软和的老好人。然而到底不是像赵佶那样的昏君，有着使大宋走向更好的政治理想。

仁宗一朝的政治风气，

也是有宋一代最好的时代。士大夫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与皇帝共治天下的理想。】

——赵佶。

赵煦捂住了自己的脑袋。

那种模糊的不好的预感最后终于尖锐地撕开了真相上的薄雾，将最残忍的现实摆在了他的眼前。

怎么会是赵佶继位呢？怎么应该是赵佶继位呢！

端王轻佻的名声难道还不够闻名吗？是谁盘算着立上一个足够草包，容易被他们操控的皇帝，最后却将整个大宋江山悉数葬送的！

子厚呢？子厚难道没有站出来反对吗？以章惇的个性，就算士大夫们急着想给自己找个好摆布的皇帝，他那样骄傲到接近自负的个性，却怎么接受得了自己将要侍奉辅佐一个平庸甚至荒昏的君主！

他如果活着，必然是要反对的。而以自己对他的看重，如若他活着却没办法阻止赵佶的上位，又该是谁呢？谁有力量力捧赵佶成为皇帝呢？

冷汗浸满了后背，赵煦按着自己的胃部，喉口忍不住发出了细微生理性的呜咽，然而面色惨白的皇帝，此刻一双眼睛却亮得惊人。

是赵佖和赵似死了吗？还是章惇先他一步而去？亦或是，

他那位对于自己姑婆的权势心向往之，同样对于新法的实施不甚赞同的嫡母，从中插了一手呢？

他咬了咬后牙根，冷哼着啐了一口。

【所以，这确实称不上变法的天赐良机，却已然是个颇为难得的机会了。

但是不幸的是，不论是宋仁宗还是以范仲淹为首的变法派，在这个阶段都没抓住庆历新政最应该进行变革的地方。】

——来了。

赵祯坐直了身体。

范仲淹也肃穆起脸色。

庆历朝堂所有的变法派都对着天幕翘首以盼。

【军事。

庆历新政最应该着手从事的方向，我个人认为是军事，而不是它重点在针对的吏治方向。】

【吏治重要吗？当然重要。

所以庆历新政重点的十条政策中，才会有整整七条都与它相关。剩下三条所谓富国强兵的措施，唯一一条和军事有关的修武备，都因为辅臣们的集体反对而从一开始就没有施行。

然而正是因为它对于大宋文官们来说，实在太重要了，是他们的饭碗，他们的命根子，他们维系家族传承的根本。

所以我才不支持庆历新政上来就针对吏治，或者说，不支持针对吏治的全盘。】

【事实上，范仲淹对于改革将要着手的几个方面，认识是清晰的。

他比王安石还更好的一点，就在于他更谨慎，更踏实，他知道改革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这三个方面不能够同时进行。故而只选取了他认为最根本的吏治下手。

但是他没能意识到，改革这种事情，就应该将自己的伙伴搞得多多的，集合多数派的力量，再逐步将少数派的反对而消灭。

如果他从军事方面先开刀，刚刚经历过宋夏战争的惨败，心理尚且残留着阴影和火气的宋朝文官们，骨头虽然已经有点软了，行为上却还是能被那种耻辱感所激励起来。

修武备虽然遭到了反对，但那是因为府兵制的存在已经违背了历史潮流的发展。

宋军不需要再增加数目，尤其是纸面数目了。他们需要的是大刀阔斧地梳理，从上而下地断开那些错综复杂的勾连，查清楚自己手下到底实际有多少兵，有多少能打仗的兵，怎么让不能打仗的兵变得能打仗。

而正巧，范仲淹是自己从西北边疆走出来的人，是亲身见识过前线厮杀，通晓军事的人。以宋朝重文轻武的国情，利用文官势力强大于武官的便利，集合文官力量将冗兵背后那些破事清算干净——这才是他当时最有可能办成的改革。

顺便一提，募兵制的发展本意是让军队这一国家强制力最直接的体现，彻底从农业生产中剥离出来，使得其职业化，真正成为国家政府手中一柄无往不利的尖刀。

大宋能把职业军队搞得还不如半农半军，也真的是让后人“佩服”。】！